自治法规可以根据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对上位法作出某些变通或补充规定。

依规则裁判的字面含义，就是当规则不变时，统一适用规则的效果被假设为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达到了同案同判的效果。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同时发生。

系统如果要回应系统外所发生的事件，就必须在系统内部建构出某种内部时间，也就是之前和之后的区分。同案同判作为法律系统的偶联性公式，而非政治系统、教育系统的偶联性公式，是与法律系统承担的社会功能相关的，同时也意味着，司法组织与其他类型的组织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理论研究的意义很可能就在于在传统的边缘提出另外一种看问题的眼光，提供另外一种事先意想不到，但其实又有巨大合理性的思考方向与可能性。但一旦发生了传染病疫情，教师和学生必须各自隔离，因此无法通过教室等教学设施开展教学活动，虽然有所不便，教师和学生还可以借助腾讯会议等在线视频开展教学活动。未来并不仅仅与过去不一样，它还承诺新颖性。

因为每一次决策，都发生在不同的当下，因此每一次决策的过去和未来都是彼此不同的。但问题是， 如果形式正义概念的内涵就是相同情况相同处理，不同情况不同处理，那么用形式正义的概念来论证同案同判的合理性，几乎就是同义反复。在正当性上，这种规范性问题只会在事实与规范不对称的情况下才发生，即在寻找大前提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在法律1.0不能解决什么是公正的行为时，法律适用者才会认真思索如何正确、正当地行动的问题。

然而，这里对法律实践的理解并不是从实践的普适的定义中演绎而来，因为人的实践或行动是可变的、模糊的、不确定的，实践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反思的时间对象是过去，动力却来自现在，而塑造的是未来。[20]这就需要研究什么是当今通行的汉族姓氏习俗？汉族姓氏习俗是一成不变的吗？汉族姓氏习俗都是正当的吗？习俗的多数性与少数人的例外的关系如何？在此，伦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和方法汇聚一堂。当然，认知神经科学只是用于解释犯罪行为的学问之一。

在此，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王旭教授、尤陈俊副教授、余履雪副教授、彭小龙副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陈征楠副教授及听众的现场评论。[32] 【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相比之下，中国更属于应激型现代化国家，它的社会变化率是西方国家的40多倍。（三）法律2.0是一元的 传统的法律二元论（超实证的法与实证的法律）或多元论（自然法、国家法、民间法）都属于本文法律1.0的不同形式，是哲学中主体与客体二元论中的客体。摘要：实践法哲学是关于如何将预设的法律续造成具体此在的法律的学说。本人曾对历史上关于何谓法律的观点，即法律观进行研究，将法律观分为所谓的规范法律观和事实法律观。

成功的反思不能在侠义的法学即法律教义学内部完成，依赖于交叉学科视野，因为在应用和续造中有诸多要素在对结论起作用并相互竞争，如身份、性别、组织、权力、传统、语言等，这就需要其他学科的介入。[18]法律的制造者以为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对他人的行为有一种合理的期待与信赖，也令每个行为平等地接受统一的评判。相对的普遍性是指，同一事实情况表现出类似性。既有的对法律的规范性研究一般处理两个问题，一是形式上的有效性，比如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在形式上确证规范的有效性。

商法中的商人即我国立法中所称的经营者。其次，续造的对象是现代性法律。

面对这种判断和推论，也许人们会问，为何在制定法无孔不入的今天，白纸黑字的制定法还不够？为何它们尚不是具体此在的法律？根本原因在于人为的制定法规范不能完全满足事实，与事实具有不对称性。而作为法律2.0生成机理的说明的实践法哲学，其精义和特点就在于实践。

实践是一个绵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概念和判断，这些概念和判断本身又在实践中被反思。应当则在公正（正确）意义上，回答什么是法律？它具有伦理含义：什么应当是作为指引行为的对象的法律，也即，相对于不公正的法律，什么应当是公正的法律，而无论其形式如何。此立法解释后为《民法典》采纳（第1015条）。[10]而处于实践法哲学中的方法又不同于前两者，萨维尼的法律方法与事实无涉，传统法律方法倒是为了解决事实问题，但没有赋予对预设的法律的具体化和个别化的结果以法律的意义，这里讨论的法律方法既解决如何应用有瑕疵的法律1.0，更同时续造出法律2.0。合理期限、合理注意、显失公平、恶意串通、公共利益、内容适当等价值评判规定。所以，不存在依规范和理论就一定能公正地实践的情况，只发生联系事实去续造它们的实践。

（二）思想渊源 实践法哲学以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为思想来源。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第2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同时行为的发生都必然已经预设了某种外在的规范。保管不善、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明知、危险方法等其地规定。

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作为判断根据的不是预设的法律1.0的一般规范，而毋宁是被判断者主体化了的个别规范，任何的判断都不是直接依据预设的一般规范的判断，而是依被正确理解的一般规范或被正确续造的一般规范的判断。

表1何谓法律 其二，基于预设的规范与事实的关系，它是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这种形象的人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法律领域，在民法中，理性人形象最初适用于过失侵权领域，用以来判断行为人有无过失。当然，反思也需有原则或观念作指导，但坚守它们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无论何种情景地固守任何一种立场，而是结合个别事实在反思中持有某一立场或理论，在价值上保持开放。如《刑法》第50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

反思不是独白的，而是对话式的、主体间性的。所谓构成性要素指属于事情本性的实在，缺乏这些要素就不能构成某种事情。

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28、32、33-34页。[9][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陈维杭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59页。

[20]北雁云依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第89号，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0）历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立法评估是发现立法社会事实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而要确定什么是法律的客观目的，只有在社会变迁的动态中去考察，途径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确立司法所处的社会事实。在个案中的法律续造中，以文本表现出的普遍性存活于适用者在个案上的理解中，正如伽达默尔在揭示诠释学的真谛时所言：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对既往的种种回答，可作不同的归类。（图略） 图2法律2.0形成曲线 五、实践法哲学的要义[25] （一）具体此在的法律的学说 从法律2.0的形成曲线可见，法律2.0是在解决事实与预设规范即法律1.0的不对称性中最终内在于实践而生成，而非先于实践的预设，是充分运用实践智慧的结果。

[11] 其三，秉持生成性思维。[4]是在与非法律相区别意义上，回答什么是法律？它具有认识论含义：什么是作为认识和描述的对象的法律，也即，相对于非法律，什么是法律。

那么，究竟应如何制造内驱力来实现这种统一呢？这当然需要一种新的法哲学来说明，何况法哲学，如同哲学，本质上就是对既有的东西提出怀疑，拒绝将传统的答案当做理所当然的。这种不对称性存在于事实的两个维度中：社会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主要见其[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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